此文转自天涯论坛，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讨论，没有授权，所以我就不一一转了，有兴趣的人请自己去看吧，地址如下：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free&idArticle=313097

全面驳斥所谓“虚假的岳飞神话”
　　
　　网友bvcxsz在天涯发表“虚假的岳飞神话”一文，扬扬沙沙，可惜其中错漏甚多，现其文驳斥下
　　一、“该传记中记载的很多“史实”都已经被考证出是杜撰伪造的，如：绍兴十年（1140）七月十四日宋金颖昌大战，岳飞部将王贵在《王贵颖昌捷奏》中说杀敌“五百余人”，而岳珂杜撰为“杀敌五千”，而这实际上就是岳家军对金军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而这次战斗中“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里这个“夏金吾”也是岳珂自己杜撰出来的，根本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
　　
　　关于这点，可参详在下的文章：颍昌之战，究竟杀敌是五百还是五千？
　　　　
　　　　颍昌之战，究竟杀敌多少？
　　　　关于颍昌之战，是岳飞北伐最大战绩之一，然而，关于其实际战绩如何，史家多有疑惑。一种说法是该役杀敌不过五百余人，另一种说法却是杀敌五千余人。究竟实际情况如何，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杀敌不过五百余人的出处，在于《王贵颍昌捷奏》，里面如此记载：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今月十五日，据本司中军统制、提举一行事务王贵申：“依准指挥，统率诸军人马，於颍昌府屯驻。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穎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这里捷奏原文，是清楚地写明“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也就是说，杀敌不过五百。而岳飞之孙岳珂在《金佗粹编》中却如此是写道：
　　　　　　郾城方再捷，先臣谓臣云日：「贼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颖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贵。」既而兀术果以兵十万、骑三万来。於是，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虏阵自舞阳桥以南，横亘十余里，金鼓振天，城堞为摇。臣云令诸军勿牵马执俘，视梆而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进。自辰至午，战方酣，董先、胡清继之。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侮、汉儿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这里提到“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究竟哪个准确呢？是不是岳珂故意美化其祖，夸大其词呢？
　　　　其实这个不难分辨。让我们好好看一看这份王贵那份捷奏吧。
　　　　捷奏里面提到金兵大体情况——“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也就是说，金兵这战，有高级将领六人（兀术、韩常和四个万户），中级将领三十余人（三十多个千户）。一场大战下来，究竟情况如何呢？捷奏里面写得清楚：“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也就是说，颍昌之战，金国高级将领折损六分之一，中级将领也是如此。这样一来，问题来了。
　　　　须知古代交兵，可不是像演义那样兵对兵，将对将，而是士兵的大混战。通常来说，由于高级将领都在后方指挥，很少出现在战争中当场阵亡的现象。正常来说，将领阵亡比例，是远远低于士兵阵亡比例。而在这场颍昌之战中，却出现一个奇怪现象。将领阵亡率高达六分之一，而士兵呢？只是“约五百余人”，竟是“马军三万余骑”的六十分之一！这个比例，无论如何都不合乎情理的。相反，岳珂的记载是“五千余人”，这个六分之一的比例，和金国阵亡将领的比例相符，这显然是合情合理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当时金国那严厉的军法，可约知这场大捷的规模。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避戎夜话》中提到金兵有所谓的“同命法队”：
　　　　　　“每队一十五人，以一人为旗头，二人为角，三人为从，四人为副，五人为缴。旗头死，从不生还，还者并斩，得胜受赏亦然，故谓之同命队”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也同样提到金兵的军法：
　　　　“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伯长战死，什长皆斩。负斗战之尸以归者，则得其家赀之半。”
　　　　根据上述的两个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金国，假若主将战死的话，他的手下，除了拼死杀败敌人之外，就别无选择。否则的话，打了败仗回去，等待他们的唯一下场，就是“皆斩”！
　　　　既然有一名万户、五名千户战死，根据军法，那他们手下都面临皆斩的厄运，所以这上万人马自然只有死战一途了。而要打败这批近乎死士的兵马，不给予其重大杀伤，他们断然不会撤退的。既然如此，如果只死“五百余人”，能让这万人撤退么？
　　　　　　《三朝北盟会编》中《岳侯传》，虽不知是何人所作，但由于《传》中称高宗为“上”，称岳飞为“侯”，一般认为这《传》写于高宗退位之前。里面虽然没有详细描写颍昌之战，却详细记载了一份岳飞在绍兴十一年反对议和的奏折，里面如此记载道：
　　　　如臣提兵深入虏（改作北）境，颍昌之战，我兵大捷，虏（改作金）众奔溃，潜入汴京。当时，若得戮力齐心，上下相副，并后一举，大事可成。”
　　　　在这里说得清楚，岳飞认为“颍昌之战，我兵大捷”，导致金兵大败，若只是杀敌五百的小胜，岳飞如何会拿这个颍昌之战作为反对议和的根据呢？须知当时投降派当权，岳飞有一丝一毫地破绽，都会给政敌攻击。如果颍昌只是小胜，岳飞断不敢在奏折里提出的。
　　　　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也在《鄂国金佗稡编》卷八校住中认为：“一次激烈之鏖战，不可能仅杀敌五百人，应以「五千余人」为准。”
　　　　如此看来，这颍昌之战，当应以杀敌五千人为妥了。
　　
　　
　　二“所谓的“兀术遗桧书”也是岳珂自己杜撰出来的，也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是条孤证，而且也不符合情理，因为跟秦桧订约的是金国主和派大臣挞懒，不是兀术，兀术是死硬主战派，正是他杀了主和的挞懒与南宋重开战端，故不会无缘无故地遗书秦桧求和”
　　
　　关于这点：毫无疑问，兀术初期是好战分子，然而，兀术在顺昌、郾城等战役中被南宋刘锜、岳飞等军队打得大败、知道继续攻宋不会有什么新进展的结果。毫无疑问,兀术能够产生与宋议和的思想,就是因为宋金形势逐步由“金强宋弱”向“宋强金弱”方面转化的结果,如果兀术能够灭亡南宋,他就不会产生与宋议和的思想,只有在他不能灭亡南宋的形势下才会产生与宋议和的思想。秦桧有相当多的亲戚，在伪齐效力，后来归金（可见刘子健先生的《秦桧的亲友》。他完全有能力和兀术暗通款曲。
　　皇统八年(1148 年) ,兀术病危时又亲笔写下了《临终遗行府四帅书》,谈了他的对宋战略和主张。我们从兀术的这篇临终遗言中,更能够清楚地看出他的对宋态度。原文如下:“吾天命寿短,恨不能与国同休。少年勇锐,冠绝古今。事先帝南征北讨,为大元帅左都监,行营号太子军,东游海岛,南巡杭越,西过兴元,北至小不到云城,今契丹、汉儿,侍吾岁久,服心于吾。吾大虑者,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闻韩、张、岳、杨,列有不协,国朝之幸。吾今危急,虽有其志,命不可保,遗言于汝等:吾身后,宋若败盟,任贤用众,大举北来,乘势撼(收) 中原人心,复故土如反掌,不为难矣。吾分付汝等,切宜谨守,勿忘吾戒。如宋兵势盛敌强,择用兵马破之;若制御所不能,向与国朝计议,择用(智臣) 为辅,遣天水郡公桓(即宋钦宗) 安坐汴京(今河南开封) ,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如尚悖心,可辅天水郡王,并力破敌。(如此又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为国朝患害,无虑者) 一也;宋若守吾誓言,奉国朝命令,时通国信,益加和好,悦其心目,不数岁后,供需岁币,色色往来,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于民,江南人心奸狡,既扰乱非理,其人情必作叛乱,无虑者二也;十五年后,南军衰老,纵用贤智,亦无驱使,无虑者三也;俟其失望,人心离怨,军势隳坏,然后观其举措,此际汝宜一心,选用精骑,备其水陆,谋用材略,取江南如拾芥,何为难耳! 尔等切记吾嘱。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畏,今付样造之。”(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五,引李大谅《征蒙记》)
　　
　　　　三、“而所谓“岳飞以五百骑破金兵十万”（其实光看这个数字对比就知道是胡编意淫）的“朱仙镇大捷”，经考证，历史学界认为根本不存在，纯属岳珂杜撰出来的，所谓一天连发十二道金牌催岳飞回师也是戏剧化的描写；（见邓广铭《岳飞传》）”
　　
　　关于这点，邓广铭先生确实认为朱仙镇大捷和十二道金牌不存在。而王曾瑜先生则认为存在：
　　
　　朱仙镇之战考辨
　　
　　关于朱仙镇之战，或认为是岳珂捏造此次战役，或认为此战应发生在六月，七月金军大举反扑后，即无可能。这里先引《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事：
　　
　　先臣独以其军进至朱仙镇，距京师才四十五里。兀术复聚兵，且悉京师兵十万来敌，对垒而陈。先臣按兵不动，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奔还京师。
　　
　　照抄这段记述的有章颖的《岳飞传》和刘光祖的《襄阳石刻事迹》。《襄阳石刻事迹》固然辑于《鄂国金佗稡编》正式刊印之前，但其内容和文字，无疑是抄录早已问世的《鄂王行实编年》。记载朱仙镇一战的还有《皇宋十朝纲要》卷23，《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5，《中兴大事记》，《大金国志》卷11，《文献通考》卷315等，且以《中兴大事记》为例：
　　
　　岳飞捷于郾城，乘胜逐北，兵至朱仙镇，距东京四十五里。①
　　其战兀术也，于颍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背嵬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②
　　
　　吕中此书写于“南渡百年”③时，已属南宋晚期，显然也是抄录《鄂王行实编年》无疑。这些晚出的史籍采用岳珂朱仙镇之战的记事，当然不能成为确有此战的证据。现存比《鄂王行实编年》早出或大致同时的史书、文集、笔记之类，都无朱仙镇一战的记述④。
　　
　　人们否定朱仙镇一战的理由是一无捷奏传世，二无其他史书过硬的旁证，这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也须考虑宋高宗和秦桧大兴文字狱，篡改历史造成的严重后果。岳飞绍兴十年传世的捷奏既已残缺不全，而号称良史的《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岳飞主要事迹的记载又是如此残缺错讹。可见这两条理由并不能成为很充分的理由。
　　
　　岳珂《鄂王行实编年》的原稿，是其父岳霖委托国子博士顾杞所撰，编写时还“考于闻见，访于遗卒”⑤。此外，岳珂还参据过《野史》的记述⑥。现在顾杞原稿和《野史》既已失传，我们就不能断言，在《鄂王行实编年》问世前，这两部书也没有朱仙镇之战的记载。《鄂国金佗续编》卷14岳霖、岳震、岳霭、岳甫上《赐谥谢表》说：“鼓行将入于京都。”似可表明，在顾杞原稿中已有朱仙镇之战的记录。
　　
　　岳珂写朱仙镇之战实有含糊和离奇之处，例如连“骁将”的姓名也不交待。然而在秦桧深文罗织之余，似不足深责。前面叙述二次北伐时引赵鼎日记：“遣偏将收复商州。”单凭这句话，又岂知“偏将”是何许人也。《鄂王行实编年》载朱仙镇一战，可能即是“考于闻见，访于遗卒”的产物，因年深月久，而战况又不能得其详。
　　
　　宋高宗和金朝订立屈辱和约，并划分地界时，郑刚中与金使争论，有如下一段谈话：
　　
　　尚书（按：指金使兀林答赞谟）却是论行兵，不是论疆界也。兵锋到处，岂有便是自家州县。且如往时，岳飞兵至郾州（城），韩世忠兵入山东，，不成许多州县皆是朝廷退还上国也。⑦
　　
　　韩世忠军在绍兴十年只攻下一个海州，而岳家军且不算游击军在黄河以北的攻城占地，即以现存捷奏而论，而在郾城之北尚有颍昌，颍昌以远尚有郑州和洛阳。由此可见，郑刚中地谈话只是举例，他不提朱仙镇，似不能作为无朱仙镇一战的根据。
　　
　　以下谈谈七月十四日颍昌大捷后，岳飞乘胜进军有无可能。现存绍兴十年最后一份捷奏，是《鄂国金佗稡编》卷16《临颍捷奏》，今摘录于下：
　　
　　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八日，到临颍县东北，逢金贼马军约五千骑。⑧分遣统制徐庆、李山、寇成、傅选等马军一布向前，入阵与贼战斗，其贼败走，追赶十五余里。杀死贼兵横尸满野，夺到器甲等无数，轻骑牵到马一百余匹，委是大获胜捷。”
　　
　　这是在临颍东北，即往开封大道的遭遇战，而不是探得敌人来犯，临时出城应战。除前军外，其他四统制代表了二至四个军。这么一支相当雄厚的兵力，可能正是向开封进军的。又据《宋史》卷368《牛皋传》：
　　“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汴、许间”，即开封和颍昌之间，也应理解为自颍昌向开封挺进时，牛皋的左军战功最大。因为据颍昌捷奏，直到七月十四日为止，牛皋的左军尚未赶到颍昌，参加大战。
　　
　　《朱子语类》卷136说：“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七月十四日后，岳家军大概从临颍和颍昌两地，分别“向汴都”进军的。故杀到朱仙镇，击破金军，仍有相当的可能性。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说，朱仙镇战胜后，金军曾一度撤出开封。据《金史》卷77《宗弼传》，“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完颜兀术初占开封，是在岳飞北伐前的五月十三日，这有宋方两件原始公文为证⑨。“孔彦舟下汴”，既在岳飞北伐之后，当然应是金军撤出后的重占⑩。《金史》叙事往往扬胜讳败，然而《宗弼传》却又为岳珂此说提供了旁证。
　　· 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6。
　　· ②《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7。据《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颍昌大战时，岳雲“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进”，原非以八百骑破敌，乃是吕中史笔的疏谬。
　　· ③《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庚辰附注。
　　· ④《要录》是以高宗在位时的主要官史——《高宗日历》为底本的，故《高宗日历》不载朱仙镇一战，也是毋庸置疑的。
　　· ⑤《金佗稡编》卷9。
　　· ⑥《金佗稡编》卷21《建储辨》，卷22《淮西辨》，卷23《山阳辨》，卷24《张宪辨》，其中摘录的《野史传》，即《野史》的《岳飞传》。
　　· ⑦《北山文集》卷1《良嗣述与北官分画疆界事》。
　　· ⑧“五千骑”，《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和《金佗续编》卷20《鄂王传》作“六千”，“五”和“六”当有一字刊误。
　　· ⑨《要录》卷135绍兴十年五月丙戌注引岳飞给胡世将公文，《永乐大典》卷3586张守《毗陵集·乞屯兵江州札子》。
　　· ⑩《金史》卷79《孔彦舟传》载：“克郑州，擒其守刘政。”而不提下开封的事。刘政是岳飞部下准备将，曾夜袭中牟县金军万户漫独化营寨（《金佗稡编》卷16《漫独化捷奏》）。可知孔彦舟再“下汴、郑”，确非五月初占，而是岳飞班师后重占。刘政当时约率少量兵力留守郑州。
　　
　　　　
　　　　四“所谓“岳飞大破拐子马”中的“拐子马”，并不是岳珂胡乱编造的用链子连在一起所谓“连环马”，只不过是“两翼而出”的侧翼骑兵而已，是宋人的一种俗称，这个经考证早就已有定论。这段事迹的描述也早有人指出纯属谬误。清康熙皇帝就说过，女真人没有马批铁甲的习惯，当时女真人也没有如此生产能力，更荒唐的是，把几匹马用链子连在一起，马跑起来就很容易摔倒，这都是没有骑过马没有军事常识的人胡乱猜想。其实只要自己想想就能明白，骑兵的优势就在于机动力和速度，把几匹马用链子连在一起，不仅起不到加强攻击力的作用，反而导致速度的下降，这都是不合情理的。”
　　
　　这个说法合理的。
　　　　
　　　　五、岳飞也不是什么百战百胜，如《金史.王伯龙传》中就记载“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金史.完颜昂传》也记载“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东平有兵五千，仓卒出御之。时桑柘方茂，昂使多张旗帜于林间，以为疑兵，自以精兵阵于前。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退。”“昂举兵以为声援，飞乃退”。《金史.仆散浑坦传》记载“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拒。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金史.完颜宗秀传》记载“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亳、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
　　　　而《宋史》站在宋的立场，就一味吹嘘宋军的战绩，败仗隐而不提，这都是中国史家的通病。”
　　
　　关于这点，《金史》何尝不是站在金的立场，就一味吹嘘金军的战绩，败仗隐而不提呢，这都是中国史家的通病。”
　　楼主所指出的败仗。第一个岳飞还在杜充手下，根本没有指挥权，不足为道。
　　　　至于其他，嘿嘿。
　　　　《金史》卷六六《宗秀传》：“宗弼复取河南，宗秀舆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於毫、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宿州与亳州乃张俊军刚收复的地区，岳飞不会在这两州驻军，张俊也不可能允许他这样，显然《宗秀传》所载有误。
　　　　事实上，是张俊占领这两个地区之后，然后再出动让出来的，连仗也没有打上一场呢。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
　　　　俊以大军至城父。是时王德已下宿州即引兵趋亳与俊会於城父，於是琼谓三路都统曰：夜叉来矣。其锋未易当请避之遂率众遁去俊军至城下百姓父老具香花迎军入城初喜见国家军马出酒食饷军德功居最迁兴甯军承宣命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制有之曰：智勇自见屡败不战之功果毅敢前如践无人之境德甚慰悦。张俊退军　张俊军马在亳州一夜星斗晃耀夜半後俄有纤云：倏忽满空遂大雨雾霈甲士皆坐於水中彻旦退军留宋起积压亳州留兵千人与之百姓失望
　　　　
　　　　这是没有标点的原文，但从中可以看出，是张俊主动退兵，“百姓失望”哦。哪里有宗秀大人的伟绩？当时宋人还骂了张俊一顿，宗秀居然把 这个当作功劳，厉害厉害。呵，“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己功，敛怨将士。纵或亲临，亦必先遁。”在报捷问题上，金兵比南宋部分军队和国军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连仗都没有打，接收两个别人主动让出的城池，就称得上大捷了。啧啧。
　　　　
　　　　此外《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记载“天眷元年，授镇国上将军，除东平尹。明年夏，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东平有兵五千，仓卒出御之。时桑柘方茂，昂使多张旗帜于林间，以为疑兵，自以精兵阵于前。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退。昂勒兵袭之，至清口，飞众泛舟逆水而去。时霖雨昼夜不止，昂乃附水屯营。夜将半，忽促众北行。诸将谏曰‘军士远涉泥淖，饥惫未食，恐难遽行。’昂怒不应，鸣鼓督之，下令曰：‘鼓声绝而敢后者斩。’遂弃营去，几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来劫营，无所得而去。诸将入贺，且问其故。昂曰：‘沿流而下者，走也；溯流而上者，诱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陆行劳。士卒饥乏，弓矢败弱，我军居其下流，势不便利，其袭我必矣。’众皆称善。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城中兵才千余，守将惧，遣人求救。昂曰：‘为我语守将，我尝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堑深丈余，可速实之。’守将如其教，填之。岳飞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备，遂止。昂举兵以为声援，飞乃退。”
　　　　
　　　　这个显然也是笑话，东平乃今山东境内，宋朝要取山东，定然是附近驻扎在楚州的韩世忠军，而不可能是岳飞的主力。而且岳飞兵有十万的说话，更离谱得过分。岳飞兵力最高峰也不过十万上下，东平在汴梁以北，若他有如此大军，定然是收复汴梁，渡过黄河之后，才能集中兵力攻此小城。反过来说，若东平之战属实，那金国河南一带，已经尽失了。这显然和当时的情况不相符。个人估计，这位完颜昂先生大概是把当地起义的一些农民当作岳家军，血腥镇压之后，夸夸其谈，说其功劳。此等谎言，明眼人一看就知，金兵虚报战功之伟绩，真是远胜宋军，教人佩服啊。
　　　　
　　　　至于《金史.仆散浑坦传》记载“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拒。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
　　　　这个我就不说了，七百人……也亏得好意思记载出来，当作奇功一件，啧啧。
　　
　　 六、“另外，史书上动不动就说岳家军杀敌“数千数万”，甚至如上文提到的“以五百骑兵破金兵十万”的胡编，除了上面澄清了的伪造之外，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偷换概念的问题，实际上，岳家军在大部分战斗中所歼灭的敌人，并不是真正的女真“金兵”，而只是“伪齐”政权的“伪军”，以及被金兵抓壮丁来的“签军”，这种“签军”，只是作为一次性使用的炮灰性质的部队，用来在交战时挡在前面消耗对方的箭石，是从汉人老百姓中抓来的壮丁，蒙古人后来也经常使用这种手段。甚至很多都不算是军队，连“签军”的名义都没有，所谓岳家军的赫赫战功很多就是靠杀这些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本民族的“签军”和“伪军”建立起来的。大家应该记得，当时“金兵”中有人称岳飞为“岳爷爷”，这些人就是“金军”中的汉人“伪军”“签军”部队，这是当时汉人的口语。从情理上来说，女真金人也根本不可能去称呼异族敌人而且是自己手下败将为“爷爷”。”
　　
　　关于这点，是兄台不了解金兵的打扮所致。
　　当时女真人习惯“耳垂金银”《三朝北盟会编》，耳女真首领则是“环耳”，可称“带环首领”《三朝北盟会编》卷28和《梁溪全集》卷171》，所以，女真兵和签兵非常容易辨认。如果还不够的话，还可以看如下一则史料：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金虏图经》：「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真虏人，取胜全不责於步，惟运薪水，掘潦堑，张虚势，搬粮草而已。骑不以多寡，约五十骑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居常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待敌而後用。又有一贴军，日阿里喜，如遇正军病，郎以贴军代行。……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或进或退，见可而前，弓矢亦不妄发。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盖骑善乎往来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走则逐队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极长，刀剑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
　　
　　当时，一般只有女真骑兵有重甲，其他各族士兵，都是缺甲，是否真正女真骑兵，非常容易分辨。
　　
　　七、“ 还有，岳飞的军队也劫掠百姓，见诸于很多史料。如陈亮的《中兴遗传》就有记载。《三朝北盟汇编》也记载：岳飞部将韩顺夫攻讨曹成时“辄扎营解甲，以所掳妇人佐酒”，结果大意之下吃了败仗，岳飞大怒之下“尽诛其亲随兵”。”
　　　　
　　这个岳飞军的特殊例子，一个违反军令作恶的部将，就可以代表岳飞全军？哈哈。而结果你不是说了么？“尽诛其亲随兵”，可见，岳飞对此甚为不满，对此严惩。
　　
　　　　八、“还有岳飞所谓的《满江红》一词，也是明代人伪作，写作年代不早于明代中叶，此事史学界早有定论。该词从未出现于宋元人的任何著述中，即使是岳飞子孙收录的家集里，也没有收录，连相关记载也没有，一直到了明代才突然出现在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也是伪作。词中“踏破贺兰山阙”就是一个破绽。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贺兰山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而金国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岳飞不可能以在西夏境内的“贺兰山”来比喻攻打金国黄龙府的志愿，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实际上是，明代北方鞑靼族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有学者推测“踏破贺兰山阙”是王越或者王越手下文人所作歌颂胜利的诗词。(──这段是我直接摘录自网上资料，只稍做修改)”
　　　　
　　关于这点，邓广铭先生早批驳如下：
　　
　　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
　　邓广铭
　　今年春间，我曾写了一篇短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并不是一首伪作，后来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 文史知识》第三期上。该文发表之后，不久我即陆续接到一些读者来信，仍然就这一问题与我进行讨论。其中 ，有些人是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我对于前此那些持否定论者所提出的论据和论点，并未能一 一加以辨正和纠驳；但多数人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而且还有人向我提供了更有力量的论据。这两方面的意见 都对我大有助益，也都促使我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细致的考虑。现在写成的这篇《再论》，就是我在 发表了前一篇短文之后，根据读者来信所提意见和所补充的资料，在最近几个月内反复考虑的一个结果。
　　（一）这首词肯定是岳飞的作品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
　　在古今词人的作品当中，传诵之广、之久，影响之大、之深，大概再没有能和上面抄录的这首《满江红》 词相比并的了。历来相传，都以为这首词是南宋名将岳飞所作。岳飞是河北的一个农家子，少年时曾在北宋大 官僚安阳韩琦的后裔家中作过佃客，年二十以后投身军伍，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戎马生涯，在抗金战场上立下了 不朽勋业。他在三十九岁那年，即被赵构秦桧诬陷、惨杀。
　　似这般出身的一员武将，他有能力填写这样一首词吗？换言之，这首《满江红》词果真是岳飞的作品吗？
　　我的回答是全称肯定的：岳飞有谱写歌词的能力，这首《满江红》词确实是岳飞所作。 尽管岳珂（飞孙）在《鄂王行实编年》（《宋史》中的《岳飞传》完全脱胎于此书）中所说的，岳飞在少 年时即于“书传无所不读，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等话语是不尽可信的；然而，当赵构在应天 府即帝位之初，岳飞就已能“上书论事”，且因此而致得罪、免职。这时岳飞的军职尚极卑微，自然不会有幕 僚为之代笔，而是由他本人起草、誊录的。这就足可证明，他当时的文化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岳珂以《家集》名义收录的岳飞的作品共有十卷，自奏议、公牍、书檄，以至律诗、歌词与题记，无所不有。其中的奏议和 公牍等虽必有出自幕僚之手者，而诗、词、题记则必皆岳飞亲自写作的。这说明，岳飞是具有写作《满江红》 这首词的才能的。
　　从确为岳飞写作的一些“题记”和诗篇的思想内容来看，也可以证明《满江红》词必是岳飞所作。今摘引 几段于下：
　　一、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驻军宜兴县，因事到附近的广德军去公干，在其地金沙寺的墙壁上写了一 段“题记”说：
　　余驻大兵宜兴，沿（缘）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憩，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 ，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 ，河朔岳飞题。
　　二、岳飞从广德军又“拥铁骑千余”回驻宜兴之后，同年六月又在宜兴县张渚镇张大年家的厅事屏风上写 了一段《题记》说：
　　近中原版荡，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 小大历二百余战，虽未及远涉夷荒，讨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 今又提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举而复，贼拥入江，仓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马不回耳！ 今且休兵养卒，蓄锐待敌。如或朝廷见念，赐予器甲，使之完备，……即当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 ，尽屠夷种，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 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飞书。（此据赵彦卫《云麓漫抄》摘引。岳珂所编《家集》亦收此文， 文句较简略，标题为《五岳祠盟记》。）
　　三、绍兴二年（1132年）七月，岳飞因追剿军贼曹成的匪众而进军湖南，当他班师经过永州祁阳县的大营 驿时，他也写了一段《题记》，其文为：
　　权湖南帅岳飞被旨讨贼曹成，自桂岭平荡巢穴，二广、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圣远狩沙漠，天下靡宁，誓 竭忠孝。赖社稷威灵，君相贤圣，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此所志也。顾蜂 蚁之群，岂足为功！过此，因留于壁。绍兴二年七月初七日。（岳珂编《家集》卷十）
　　四、南宋人赵与时的《宾退录》卷一，有一条记事： 绍兴癸丑（按即绍兴三年，亦即1133年），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群盗，道出新淦，题诗青泥市萧寺壁间云 ：
　　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
　　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
　　淳熙间，林令（梓）欲摹刻于石，会罢去，不果。今寺废、壁亡矣。其孙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五、在岳珂所编《家集》卷十，还收录了两首律诗，都没有载明写作年月和地点。其中一首的题目是《题翠岩寺》，全文为：
　　秋风江上驻王师，暂向云山蹑翠微。 忠义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镇边圻。
　　山林啸聚何劳取，沙漠群凶定破机。 行复三关迎二圣，金酋席卷尽擒归。
　　这里既有“秋风江上驻王师”句，又有“山林啸聚何劳取”句，则其写作时间可能是在镇压了虔州和吉州 两地的起义群众之后，也可能是在追歼曹成所率领的那股游寇之后，也可能是在镇压杨幺所率领的湖湘地区起 义群众的前后。虽难断言其确在何时，但总应写在绍兴二年至五年这一时间内，却是可以判定的。
　　另一首律诗的题目是《寄浮图慧海》，其全文为：
　　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 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
　　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 丁宁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
　　岳飞只有在绍兴六、七两年内，为了守母丧，以及为了接管刘光世的军队事而与张浚发生嫌怨，曾先后两次在庐山住了较长的时日，估计他与浮图慧海的相识相熟，也应在此时期内。因此，这首七言律诗的写作时间 ，最早应在绍兴七年他又回到鄂州军营之后，最晚应在绍兴十年进军中原去抗击女真铁骑的稍前或稍后。
　　以上引录的几首诗和几篇题记，其内容所表达的，全都是岳飞的忠君爱国（此“国”字只指宋政权，非指 “中国”）思想，全都可以证明，他随时随地都是念念不忘报君父之仇、雪国家之耻的：他讨平了流窜湖南的 军贼曹成，而却说他的志愿唯在于“扫清胡虏”，仅仅平定了“蜂蚁之群，岂足为功”；他提兵镇压了虔吉二 州的农民起义军，而却说他只是志在“斩除顽恶（按指女真入侵者）还车驾”；他既一再说要“立奇功，殄丑 虏，复三关，迎二圣”，“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又一再表示“必期清塞水”，“直欲 镇边圻”，“功业要刊燕石上”，“金酋席卷尽擒归”。上边引录的这几首诗和几篇题记当中的这些语句，按 其意境和感情来说，和《满江红》词可以说是完全属于“无差别境界”的。把这样一些语句加以洗炼，并使用 虚实并举的手法，重新排列组合一番，用长短句的体裁并写出来，岂不正就是那首《满江红》吗？
　　《题翠岩寺》诗中的“功名直欲镇边圻”句，和《寄浮图慧海》诗中的“功业要刊燕石上”句，所表达的 志趣，粗看来似与《满江红》中“三十功名尘与土”句意不相符合，实则也并不然。前两句所表达的是他的愿 望，及至已经得到了节度使等类的很高的官衔之后，再与夙志稍加对照，便感到这功名并非因“镇边圻”而得 ，而这“功业”也更远远不能刊刻在燕然山上，当然他就要视同“尘与土”了。
　　基于上述种种，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可以作出判断说，谱写这首《满江红》歌词的，和写作上 引那些《题记》与那些诗篇的，正是同一个人，即南宋名将岳飞。
　　（二）否认岳飞为此词作者的几个论点和论据
　　自从这首《满江红》词为世人传诵以来，直到本世纪的三十年代为止，从来没有人对此词是否岳飞所作提 出过疑问。到三十年代末，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印行出来，其中有辨证四库馆臣对明人徐阶编《岳 武穆遗文》提要的一篇，首次断言徐阶收入《岳武穆遗文》（即《岳集》）的这首《满江红》词并非岳飞所作 ，其言曰：
　　至《满江红》词，则〔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 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桑 〕悦《记》（按，此指桑悦所作《刻〈送紫岩北伐诗〉碑记》，见徐编《岳集》卷五）中已有“踏破贺兰山缺 ”之语，则其伪当在悦以前，第不知出何人之手。…… 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桯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 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桯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 是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 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 或者曰：“《送张紫岩诗》其伪固无可疑，若《满江红》词真伪皆无实据。其中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及‘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句，足以励迈往之风而作忠义之气，于世道人心，深为 有裨，子何必以疑似之词强坐以伪也哉？” 应之曰：“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号称武穆之《满江红》词 ，虽为人所信，以视“经典”则有间矣。其词莫知所从来，……吾何为不可疑之哉？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 听其流行可矣。至其为岳珂所未见，《鄂王家集》所无有，突出于明之中叶，则学者不可不知也。”
　　余先生的 这些意见，应当说，是具有一定的分量的。因此，此论一出，为学术界的很多人所接受，夏承焘先生即其中的 一人。夏先生在 1961年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已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月轮山词论集》中）， 除接受余先生的论断外，还进一步作出新的论断，不只以为“这首《满江红》词不是岳飞之作”，而是“出于 明代人之手”，而且以为其真实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
　　余嘉锡先生所不曾提出而为夏承焘先生所反复加以论辨的，是这首词中的“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他所举 出的疑点是：
　　1.以地理常识说，岳飞伐金要直捣金国上京的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而贺兰山在今西北甘肃、河套 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这首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
　　2.南宋人实指宋金边塞的，多用兴元（汉中）之北的大散关，（陆游诗：“铁骑秋风大散关”、“大散关 头又一秋”等等），从来没有人用贺兰山的；因为贺兰山在那时是属西夏国境的兴庆府，它和南宋国境中间还 隔着金国泾、渭流域的庆原路、凤翔路一大块地区；假使金人攻西夏，可以说“踏破贺兰山缺”，南宋人是决 不会这样说的。……《满江红》词里这样说，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
　　3.明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是鞑靼族。鞑靼入居河套，骚扰东北西北，从中叶一直纠缠到明亡。……《明史》 卷一七一《王越传》也说：孝宗弘治十一年，“越以‘寇'‘巢穴'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二路进‘剿'。 ”这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我们可以设想，“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 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
　　4.元人杂剧有《宋大将岳飞精忠》一本，四折都是岳飞一人唱，而没有一句引用这首《满江红》。第一折 “寄生草”云：“堪恨这腥膻丑陋契丹人，我学取那管夷吾直杀过阴山道。”云“阴山”而不云“贺兰山”。 ……那时若已见到这首《满江红》，岂会放过不用？可见在元代还不曾流传这首《满江红》。既然贺兰山是明 代的汉族与鞑靼族互相争夺的主要地点，而王越又是在贺兰山战胜鞑靼的主将，所以，夏先生便又进而推论说 ，《满江红》这首词，若非王越所作，便是他幕府中的某个文士所作的。其言曰：
　　5.王越是明代边防名将，贺兰之捷，已七十多岁；就在这年的冬天，因谏官弹奏太监李广，连累及他，忧 恨死于甘州。他是中过进士的文人，积战功至大将；工诗。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之三，录他的作品十五首 ，称他“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他弘治十一年这次战功和他不幸的政治遭 遇，在当时士大夫中间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这首词里点出“贺兰山”一辞，也许与此有关。如果如我的猜 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或对这场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们 的身分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先后提出上述的一些疑难问题之后，据我的见闻所及，似乎很久很久再没有人对这 一问题进行讨论。直到去年，我才从报刊上看到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又对这一问题纷纷发表了意见。但是，意见 尽管很有分歧，而彼此所使用的资料和论据，却大都不出余、夏两先生所已经使用过的那些。因此，我现在仍 只对余、夏两先生的意见进行一些商榷。
　　（三）我对上述疑难诸问题的解答
　　第一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如果《满江红》词确系岳飞所作，何以不曾被岳霖、岳珂收集到，不曾编入《 家集》之中？ 据岳珂在《家集序》中所说，其父岳霖对于搜集岳飞的各类作品，确实是作过一番极大努力的，而岳珂本 人在这方面却没有作过什么工作，只是加以编次刊印而已。试看他的原话：
　　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 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以命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阙其卷尾， 以俟附益。……异时苟未溘先犬马，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遗。……
　　这篇序文是嘉泰三年（ 1203年）写的 ，而到端平元年（ 1234年）岳珂又把《金佗稡编》（《家集》即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金佗续编》重行 汇合刻印，距《家集》之初次刊行已达三十年之久，他在序言中所说“阙其卷尾以俟附益”者，却仍是一句空 话。即如收录前引岳飞《题新淦萧寺壁》那首七绝的《宾退录》，在嘉定末（ 1224年）或宝庆初（1225年）即 已印行，岳珂如真的立志“搜访”、“补阙”的话，不正可以采辑了来，“附益”于《家集》的“卷尾”吗， 而事实上他竟若罔闻知，未加采辑。（上文所引《云麓漫钞》所载岳飞写在宜兴县张大年家的那段《题记》， 较之岳珂收在《家集》中的那篇《五岳祠盟记》，文字多些，也更翔实些。《漫钞》刊行于开禧二年（ 1206年 ），早于岳珂之重刻《家集》凡二十七八年，而岳珂也没有取相参订，或迳改用其文，而却标了一个极为费解 的《五岳祠盟记》作题目，这也足见岳珂对于搜访岳飞遗文，是不够辛勤认真的。）
　　我们不能因为岳飞那首《题新淦萧寺壁》的七绝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否定其为岳飞所作；同样 ，我们也不能因为那首《满江红》词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
　　第二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何以这首《满江红》词也不见收录于宋元人的笔记、杂录一类的书中呢？
　　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试想，在明初所修《永乐大典 》当中所收录的宋元人的著述，稍后不是就有许多种散佚失传了吗？从清人修《四库全书》时辑自《永乐大典 》的宋元人著述之多，可以推知其未加辑录者为数必还不少。怎么能够断定此词不正是收录于南宋人的某一书 中，其书尚为明朝中叶的桑悦、赵宽等人所及见，并即据以刻石岳庙，至其后却又散佚失传了呢？赵与时的《 宾退录》幸而不曾失传，但徐阶收入《岳集》中之《题新淦萧寺壁》一诗下亦并未明著所出，假如《宾退录》 也不幸而在明代中叶以后佚失，就从而断定此诗亦出明人伪託，亦为“赝本”，那就实在是疑于不当 疑了。
　　第三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这首《满江红》词，果真是在明朝弘治年间赵宽写出刻石时才首次出现的吗？
　　果真是从徐阶开始，才把它“以伪为真”的吗？ 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迄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见附图），是汤阴县一个名叫 王熙的秀才，在明英宗天顺二年（ 1458年）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 朝天阙”稍异，余俱同。在此五行之后，明确地写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字。 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 1498、99年）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 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 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 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以伪为真始自徐阶之说，便都不攻自破了。 附图 {图}
　　然而还可以更进一步加以推考。 汤阴之有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二年内（1450、51年），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 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 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辂《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 内（据 1769年朝鲜铜活字本）。据书中的几篇序跋文看来，知《精忠录》之付刻虽在景泰六年（1455年），而 其编辑成书却在景泰二、三年（ 1451、52年）内。这与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 是则此词的出现，至晚应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
　　徐阶所编《岳集》卷三，摘录了赵宽的重刻《精忠录》的序文，据知袁纯所编之书又在杭州重行刻印。然 则杭州岳庙中那块由赵宽书写的《满江红》词刻石，如果没有其他书作为依据，则必即是从袁纯书中照抄来的 。这样，似乎就不应当说“来历不明，深为可疑”了。
　　袁纯把《满江红》词收编在《精忠录》中，我们说这是这首词的首次出现，这只是就我们今天所见所闻的 范围来说的；南宋以来的一些著述，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致失传的，不知已有多少，其中有许多，我们是连书 名和作者也全不知道的。因此，我们今天虽然查不出《精忠录》所收录的这首词的“来历”，但其必有“来历 ”，必非出于袁纯或王熙或与他们同时代人的伪造。却是肯定无疑的。究竟它是来源于南宋人的著述，抑或是 来源于元代人的著述呢？我们在目前虽还不能确说，然而我们却可以断言：二者必居其一。
　　第四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能不能因为《满江红》中“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就可以断定它是明代的具有文武全才的王越一类人所作的呢？
　　有了上面所作的解答，这一个问题原已相应地得到了解决；但是，夏承焘先生所举出的那些论据，在上文中却还大都没有加以论辨，也许有人会因此而还感到不能“涣然冰释”，没奈何，且再分为以下诸层次，专对 夏先生所举论据进行商榷：
　　1.我以为，《满江红》词后半阕点出的贺兰山与匈奴，全是泛说、泛指，不应当过分拘泥于贺兰山的位置 所在。因为，既然把斗争对象称作匈奴，则不但在河套地区的贺兰山可以入词，就连阴山以及更西边的祁连山 也同样可用。似不应因此而责备作者“方向乖背”。稍晚于岳飞的辛稼轩，也是一个毕生以抗金为职志的人， 然而在《稼轩词》中，既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调歌头》），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满江红》），我们将责备稼轩“方向乖背”呢？还是将不承认这两首词为稼轩的作品呢？显然这都是不应该的。
　　2.在夏先生的《考辨》文中，曾据北宋释文莹的《湘山续录》而引录了姚嗣宗在庆历年间（1041—1048年 ）的驿壁题诗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然而，如所周知，南宋人诗词之 脱意或摩拟北宋人诗词语句者，实不乏其例。姚嗣宗诗在北宋后期既已广泛流传，则南宋初年的岳飞，把此诗 首句变换为“踏破贺兰山缺”而写入其《满江红》词中，这岂不也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体吗？既然是把前人成 语作为典实来使用，那当然就不存在“泛指”或“实指”的问题了。
　　3.南宋人诗中以大散关作为宋、金边界的，虽确实有之，但那些诗全都是宋、金订立了“和约”，把东起 淮水中游、西至大散关划作两国分界线以后所赋写的，而宋金“和约”却是在绍兴十一年（ 1141年）十一月才 订立的。在此以前，南宋人万万不会把大散关实指为宋金分界，自然更不能要求岳飞在填写《满江红》词时就 率先这样做。夏先生所举陆游诸诗，更皆为宋金“讲和”二三十年以后所作，不能用来作证。
　　4.专就“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孤立地进行推敲，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此句之上是“靖康耻，犹未雪；臣 子恨，何时灭”诸句，如只就“贺兰山”句而断言其为明人所作，则势非把“靖康耻”云云断定为“泛说”或 “泛指”不可；但是，亡国惨祸是何等严重事件，而容得词人信手拈来，对明朝时事进行暗射、比拟耶！土木 之变虽是明王朝一次灾难性事件，但不久明英宗即被放回，何得与“犹未雪”的“靖康耻”相比拟呢？更何况 ，在此句之下，还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一句，这与明朝的实际情况也完全不相符合。在明朝统治 期内，中原与河朔地区的所有山河全未为鞑靼族所攻占，怎么会激发出写此词者要去“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念 头呢？所以，若不把这句话与上下文联系起来进行理解，那是不会得出“达诂”的。
　　5.《满江红》词前半阕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两句，与岳飞的生平事功十分吻合。若 把此词作者定为王越，而且定为贺兰山捷后所作，那就必须把“三十功名”改为“七十功名”才行。因为，当 取得贺兰山后之捷时，王越已经七十余岁了。而且“八千里路”之句也与王越行踪不符。若谓此词乃其幕府文 士之作，则两句更全无着落了。
　　6.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中之不曾引用《满江红》词中语句，这似乎只能怪这本杂剧作者之所见不 广，而不应再作过多的推论。其实，何只是不曾引用《满江红》词中语句，就连岳飞写在“题记”当中和《题 新淦萧寺壁》等诗当中的那些富有爱国热情和报仇雪耻决心的语句，也全不曾被引用过一句。我们又怎能据此 断言这些“题记”和这几首诗全非岳飞所作呢？如果这本杂剧的作者所依据的只是一篇《岳飞传》（在《宋史 》行世之前，章颖的《宋南渡四将传》已流行甚久），则其对岳飞作品之概不引用，便完全可以理解了。（这 本杂剧竟至把女真人写作契丹人，也可见其知识面是很有局限的。）
　　7.王越在弘治十一年取得的贺兰山后之捷，诚然“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但是 ，王越在取得了这第一回胜仗之后，由他自己或其幕府文士把这次战功纪录下来，则直接敷陈其事，亦犹勒功 燕然，事极平常，本不存在什么犯嫌疑、犯忌讳的事，无所用其顾避，为什么竟要牵扯到北宋的亡国，并要嫁名于岳飞呢？这显然是很难解说的。
　　8.如果说，此词虽为王越或其幕府文人所作，但当其写作之初，本即要托名于岳飞，因而，此词中的“三 十功名”、“八千里路”诸语固都切合于岳飞身世，即其后半阕中语句，除“壮志”、“笑谈”二句外，也全 都是实写而非用来影附明朝的时事、政局的。我以为这也同样很难解说。因为，不论王越或其幕府文士，总都 了然于岳家军抗金的主攻方向及其所悬拟的进军路线，是要经由河朔而“直捣黄龙”，怎么会硬把不在这条行 军线上的贺兰山填写进来呢？若出自不明悉贺兰山方位之人犹有可说，王越及其幕府文士则必定能避开“当时 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而不应故意露出这一破绽，留与后人作为辨伪的证物和根据的。
　　以上的论证，我以为是可以把余、夏两位先生所提疑点一一祛除，使其不再存在的。既然如此，则其最合 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我们进行讨论的这首《满江红》词，既不象余嘉锡先生所说，是出自明人伪托的一个赝 本；更不象夏承焘先生所说，是明代首次战胜鞑靼族的主将王越或其幕府文士所作；其唯一不容置疑的真正作者，只能是南宋名将岳飞。
　　
　　
　　　　九、“还有，岳飞的性格也不是象大家想象的那样和蔼可亲，他的舅舅就是被他亲手杀掉的，而且是亲手挖出心脏。虽说是他舅舅作乱在前，但是这手段也太狠了一点。另据《三朝北盟汇编》记载“先是飞在洪州，与江南兵马钤辖赵秉渊饮，大醉，击秉渊几死”，和别人喝酒，喝醉了就打人，差点打死，可见脾气很暴躁。”
　　
　　关于这点，他舅舅犯了军纪，要杀岳飞，岳飞才被迫还手的。而他打了赵秉渊之后，就从此不再喝酒。后来赵秉渊还回归岳飞帐下，在淮宁府一带杀敌报国呢。
　　
　　 十、“岳飞对下属也很苛刻刑峻，他的一个幕僚出于好心为他向上表功，他为了刻意显示自己“无私”，就找借口把别人打了五百鞭子。他手下的士兵仅仅因为买东西粗心地多找回了几文钱，就被他小题大做斩了首，这种借别人脑袋来树立自己权威的作法跟曹操的借粮官的人头来稳定人心和割发代首的阴谋手段是性质完全一样的。”
　　
　　关于这个，则是颠倒黑白的说法了。“他的一个幕僚出于好心为他向上表功”事情的真相是这样么？这幕僚是谁？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岳飞出师在外，部僚刘康年私自“书填印纸”向朝廷上章请求封岳母为国夫人多次子岳雷授文资。飞得知此情，责打刘康年五百马鞭，并将其捆绑起来，两次向朝廷写了请罪奏章，请取消上述封赏。（《金佗续编》卷9《遗事》，卷13《劾刘康年伪奏乞恩泽奏》
　　　　也就是说，刘康年在根本没有征求岳飞同意的情况下，居然以岳飞的名义向朝廷求赏。这样的行为，难道不该受到惩罚么？
　　　　
　　　　“他手下的士兵仅仅因为买东西粗心地多找回了几文钱，就被他小题大做斩了首。”这个更是笑话。
　　　　
　　　　原文如此：
　　　　
　　　　岳飞以严格的军法约束其官兵，“有践民稼，伤农功，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类，其死不贷”。“取人一钱者，必斩”。有一个兵士因为取民家一缕麻，束缚刍草，岳飞追查盘问后，立即将他斩首。 有个兵士向湖口县人项某购买薪柴，项某“爱其不扰”，自愿少收二文钱，这个兵士一定不肯，说： “吾可以二钱易吾首领耶?”（引自《金佗稡编》卷9《遗事》，《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
　　　　那名士兵明明没有斩首，却说给岳飞杀了。真是颠倒黑白！
　　　　
　　　　十一、岳飞手下部将傅庆，想去投奔南宋另一支军队的首领刘光世，岳飞知道后就杀了傅庆。
　　岳飞跟同为抗金力量的友军也经常火并，如刘泾,与岳飞同为统制，有人向岳飞告发，说刘泾阴谋吞并岳飞的军队。岳飞先下手为强，杀了刘泾，吞并了它的军队。
　　　　
　　关于这些，早有网友驳斥过了，摘录如下：
　　
　　此事可见邓老《岳飞传》（以下简称《传》）63页，王曾瑜《岳飞新传》（以下简称《新》）74页。史料可见《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卷138。略录如下：
　　
　　“岳飞杀刘泾并其军（旧校云：按金陀粹编建炎三年。夜半驰至县，击之，杀获五百余人云云。无杀经并军一事。岂倦翁于此为亲者讳耶？又云：泾，粹编坐“经”。）
　　
　　先是，岳飞与刘泾合军，屯戍宜兴。飞领兵往建康，却金人于靖安，得胜回军溧阳县。得泾军将官王万报，泾欲杀飞母及妻而并其军。飞大惊，即令姚政往图之。政夜行抵宜兴，以飞母命传语泾：适得家书，请来访，略议事。泾不虞其谋，入其室，则有杨某者伏于壁间，遂杀泾。少刻，飞到，抚其众。”
　　
　　——邓与王的观点是，当时政局混乱，军队往往自生自灭。互相兼并残害的事情很多。因此在得到紧急的情报后，岳飞如此行事是可以理解的。从我个人的观点，毕竟死人不能开口，也不是不可能一切都是岳飞策划的。报信的军官王万是岳飞的同乡，后来在岳飞军中做到统制（什么叫市县独立大队队长？不知所云）。但是，这个事件是在岳飞率领军队去与金人作战，收复建康的时候发生的，而刘泾不与行，留在宜兴。如果是岳飞要图谋刘泾，似乎不必挑自己和主要军队不在宜兴，家儿老小却在刘泾掌握中的时候动手。因此王万所密报刘先有歹意，应是可信的，也为史家所采。
　　
　　 傅庆是窑户出身，很勇敢，岳飞用他为前军统制（选锋之将），他也十分骄横，与岳飞平等论交。曾经说：“岳丈所主张此一军者，皆我出战有功之力也”。他经常向岳飞索要钱财，岳飞皆允。岳飞出任镇抚使后，军纪日严，不能复宽庆。而庆不改其常，岳飞对他的态度也开始变化，庆因此不喜。救承州之战时，刘光世来人联络军事，与庆相识（庆本刘旧人）。庆即表示希望重新加入刘军。张宪告诉了岳飞。岳飞只让宪守密。回军后，岳飞在校场会众将比射。庆能开硬弓，超乎诸将之上。岳飞赏酒三杯。随后颁发承州之战的赏赐。将赵构发赏的战袍和金带赏给有功将官王贵。庆本于此战无功，这时可能喝高了，忽然起来阻拦，说应该“赏有功者”。岳飞就问：何人有功？庆说“傅庆在清水亭有功，当赏傅庆”。“岳飞大怒，叱庆下阶，取战袍焚之，捶毁其金带，乃曰：‘不斩傅庆，何以示众’，遂命斩之。”
　　
　　从法理而言，岳飞当然有这个权力。其杀庆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1、严明军纪后，难以容纳这类骄兵悍将；2、地位升高并拥有一军的主帅地位后，需要立威；3、傅庆欲私投他军——这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当然是违反军法的。而最为勇悍又最为刺头的傅庆，就成为了杀鸡儆猴的牺牲。岳飞，虽然给我们的印象是近乎于儒将的形象，但实际上，出身贫贱，完全靠着军功而在乱世中崛起，他必然是杀伐决断十分果断的铁腕。他的仁慈，是对着被金人和乱军屠杀与抢掠的民众的，却未必对着违反他的统帅意志的将官。至于这一点应该如何评价，那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以上为摘录。
　　
　　大致如此了，所谓批驳神话，不过如此罢了。只要认真阅读史料，分辨事情的前因后果，不带偏见去理解，结论自然不同。

现在好像是颠覆偶像的年代，以前的榜样、英雄好像统统都不堪一击，年轻人好像都要把以前的肯定都否定掉才满意！世道真是变了，我也变得好像九斤老太一样了。

支持，英雄永远是英雄。

史学家要用DV拍他妈个现场 可以让很多人闭嘴

史啊史，屎啊屎……。何为史？能用之为鉴即为史；何为屎？弃之无用即为屎。有用的史料当为史料，无用的史料，除了满足所谓“屎学家”饶舌夸辩的欲望之外，还有什么用途？

古时候叫“欲灭其国，先去其史。”

现在叫“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走狗亡我之心未死”

我看过一个网站的帖子，说现在有好多的secret agent在中国的网站挑事，
造成内部混乱，这样就能借机获利（我知道这词不通，为了能发，凑活看吧）

其实作为学术性的讨论，这未尝不可，但是要是瞎扯就有些问题了，
毕竟嘛，文学作品多多少少有些虚构的情节。但是拿出来说说也就罢了，
何必批到死呢？

人嘛，就应该有个分辨能力，岳珂万一就是在写小说呢？
对吧，小说能有多少真的，就算比较真实的，他还是有虚构的情节的。

小说难免有虚构，因为个人有自己的主观意想在其中，但是如果是论史，中国的史学家其实还算是非常客观的，把黑的染白这种事恐怕不会以证据确凿的形式出现。

支持这位仁兄的说法！～

搞不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蛋